《刑事訴訟法》規定，如果被告為原住民，不論貧富，也不論罪名輕重，如果被告被起訴而沒有自己請律師，那麼法院就有義務為被告指定律師或公設辯護人（公辯）為被告辯護（強制辯護）。這樣過度優待原住民，反而形成對非原住民的歧視。光是單純無爭議的施用毒品及酒駕案件的指定辯護，就耗費了國家許多資源。這個規定多年來倍受批評，卻不見提案修正。

司法院最近提出的《刑事訴訟法》草案更是大放送。草案規劃在檢察官起訴後增設審查程序，如果在審查程序不能下程序判決或是改行簡式、簡易或協商，就要進入準備程序，而準備程序開始一律強制辯護，也就是如果被告沒有自己請律師，法院就要為被告指定律師或公辯。被告沒有自己請律師而上訴二審及三審，法院也要為被告指定辯護。草案大幅擴張強制辯護的範圍。不管罪名輕重，不管被告貧富，不管上訴有沒有理由，也不管被告最後判有罪還是無罪，所有費用國家全部埋單。被告笑呵呵，全民卻苦哈哈。

 

 

未來上訴恐遭濫用

 

事實上有些案件並沒有爭議，但因某些因素而無法改行簡式、簡易或協商，這些情況被告不見得需要辯護人的協助。而被告之所以上訴，可能是對判決認定的事實及刑度不服，也可能只是為了拖延訴訟，上訴固然是被告的權利，但被告一上訴就課予法院為被告指定辯護的義務，可預見未來將被濫用。

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第14條第3項第3款及第32號一般性意見，肯認原則上被告有拒絕辯護人協助而親自答辯的權利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Feretta v. California案中，也肯認被告有拒絕法院指定的公辯而自行辯護的權利。而法院為被告指定辯護，被告也不見得認同法院指定律師或公辯所採取的辯護策略（曾發生被告在法庭主張無罪，辯護人卻主張被告有罪）。刑訴草案一副「我是為你好」的家長式作風，反而剝奪了被告的自行辯護權。

在現行法下，中低收入戶及低收入戶已經可以聲請法院指定辯護，而法扶基金會扶助的條件更寬鬆，被告免費受律師協助的門檻早已大幅降低。縱然要擴大律師參與，與其強迫被告接受法院指定的律師或公辯，不如讓被告自己決定選擇是不是要請求法院指定律師或公辯。

 

改判無罪免辯護費

 

在費用上，美國有些州要求被告經法院指定辯護後，將來要求被告支付全部或部分律師或公辯費用。但如果被告遭檢察官起訴，最後法院還被告清白而判決被告無罪，國家卻要求被告支付指定辯護的費用，恐怕也不太合理。加州2017年7月通過的Senate Bill No. 355，就規定如果被告最後被判決無罪，則不用支付指定辯護所產生的費用，值得參考。

筆者建議為了防止被告濫用法院指定辯護的資源，而作無理由的爭執或一再濫行上訴，可以參考加州的作法，在草案規定如果被告最後被判決有罪確定，除了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、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、重罪案件及法院認為有必要指定辯護，不對被告追討費用外，都要向被告追討費用（例如每個審級3萬元）；如果被告經法院判決無罪確定，則不用支付任何費用。一來保障被告的辯護權，二來也可以防止被告不當濫用。被告的辯護權要顧，但不該拿人民的稅金去當聖誕老公公。

 

台中地院法官

本文於2018/03/01 05:00刊登於蘋果日報